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需要高质量的创新平台支撑和驱动。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强调指出：“陕西是科教大省，要充分挖掘好、利用好、滋养好富集的科教资源，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在系统思维中切中陕西发展的重点，为陕西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根本遵循。

陕西科技创新资源特殊的形成和聚集过程，具有明显的“嵌入性”和国家使命特征，造成了它是一个相对封闭垂直结构的科技创新体系。同时，由于关中地域文化起源于“内陆农耕文化”，创新文化因子欠缺；加之计划经济体制惯性，体制机制创新严重滞后，使得陕西区域科技创新资源体系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非均衡性和相对封闭性的基本特征与内在缺陷——“国家（军工）强、地方弱，中心城市（西安）强、外围城市（宝鸡等其他城市）弱，高校科研院所强、企业弱，国有强、民营弱”，以及“科技体制上的分离，条块上的分割，市场上的分隔”等“四强四弱”与“三分现象”。

为充分释放区域科技创新潜能，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陕西从“八五”开始，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这一主线，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探索，实施了一系列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从1990年开始，在“八五”期间实施了旨在推动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1815”科技产业化行动；“九五”到“十五”时期实施了旨在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建设的“一线两带”，即“建设以陇海铁路关中段为轴线的国家级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和星火产业带”；“十一五”时期实施了旨在优化整合中央在陕和省内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13115”科技创新工程；“十二五”时期实施了旨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十三五”时期实施了旨在充分发挥西安科技智力资源和硬科技产业孵化优势的“建设西安全球硬科技之都”；以及“十四五”开始全面实施的旨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走在前列的“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以下简称“秦创原”）建设工程。其平台建设时间之持久，内容之明确，为全国各地所罕见。具有突出阶段性，内容变化较为频繁、政府推动，项目实施、单向度推动，企业主体不突出等典型特征。其科技先进、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两者不对称发展的“陕西现象”的难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

“秦创原”建设工程探索“举省体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举省体制”是指陕西上下联动，以计划性、项目和政府推动为特点，聚全省之力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也是省委书记“一号人”抓“一号工程”，促进陕西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探索建立“科技经纪人”“科学家+工程师”“新双创”三支人才队伍工作机制和联动机制及“一院一所”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攻克陕西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难点”、“堵点”，促进“两链融合”。

陕西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演进历程和经验教训，为新常态下，陕西乃至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系统化推进科技创新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启示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资源统筹改革。2021年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提出，国家要统筹科学技术资源 区域空间布局，推动中央科学技术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紧密衔接。这就要求，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要进一步深化科技资源统筹改革。国家与军工有关部门在区域科技资源 （科技项目）布局时，要强化国家（军工）与地区之间的统筹安排，并将国家（军工）科技资源有机融入到区域创新发展体系，以确保国家（军工）科技创新战略任务的完成，同时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启示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合理分工和定位。在区域科技新体系建设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在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成果转化中的合理分工和定位这一关键性问题；强化企业研发能力和科技成果的形成能力和吸纳能力，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型科技创新联合体。

启示三：要以系统、协同的思维和底层思维及政策体系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在新常态下，政府要重视运用和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系统、协同的思维和底层思维对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行全面的机制设计，并给出相应系统化的政策措施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要素的有机融合；尤其要加快推进和完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企业应用类科研项目，评审、立项的“揭榜挂帅”机制，突出最终用户作用，实施签订“军令状”“里程牌”考核管理方式，以从底层和源头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慢，转化率低的突出问题。促进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动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文为《中国科技资源导刊》2022年第6期《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陕西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演进历程及其启示》缩略版，全文见附件。